①该案例中船公司所签提单的名称是倒签提单
②倒签提单行为是伪造单据的行为，属于托运人和轮船公司合谋以欺骗收货人的欺诈行为。
③收货人一旦有证据证明提单的装船日期是伪造的，就有权拒绝接受单据和拒收货物。收贷方不仅可以追究卖方（托运方）的法律责任，而又还可以追究轮船公司的责任
④承运方没有意识到提单的这一重要性质，而应托运人请求倒签日期，以掩盖托运人的违约事实，属于伪造单据的违法行为。故承运人应赔偿损失。
（简答题）
“阿拉斯加号”原订8月下旬抵达日本横滨，某托运人已预定该轮舱位，并已将货物如期送进码头仓库 承运人与托运约定8月装船，但后来该轮通知延至9月抵港。 在该轮未抵达港口前，船公司应托运人的请求，提前签发了8月份装船的提单。 但是9月1日日本发生大地震，波及横滨，码头仓库倒毁，货物严重损失，无法装船。 该轮到达美国港口，收货人以“已装船提单”要求提货，但承运人无法交货，收货人即向法院起诉，要求承运人赔偿损失，最后，法院判决承运人败诉。 请说明该案例中船公司所签提单的名称，并评析此案例
正确答案
答案解析
略
相似试题
（简答题）
简述再保险与原保险的区别与联系。
（单选题）
（）是利用净现金价值购买与原保单具有相同类型的趸缴保险。
（判断题）
仅退费金额超过2万元的保全代办件需通过原电话进行事前回访。
（多选题）
变更投保人时，如原投保人（）等，需要提供相关单位证明，由受托人持相关资料及其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办理变更手续。
（判断题）
保全规则中的原电话是指首期投保时系统中记录的客户联系电话或投保人亲办更改的客户联系方式系统中记录的客户联系电话。
（单选题）
不丧失价值条款的基本内容是，当投保人没有能力或不愿意继续缴纳保险费时，保险单项下已经积存的保单现金价值可以作为（）将原保险单改为缴清保险单或展期保险单。
（判断题）
再保险合同中的双方权利保障条款，主要是说原保险人与再保险人在保险费的获得、赔款处理、对受损标的的施救措施、向第三者追偿、保险仲裁或诉讼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
（简答题）
1999年1月，江西某公司将184吨价值100万余元的棉浆粕向保险公司投保了水路货物运输综合保险，运输工具为“赣南昌货0236”轮，航线注明为上海至南昌，交保险费1177.6元。 同年1月13日18时30分，满载货物的“赣南昌货0236”轮航行至黄浦江106灯浮附近，为避免与他船碰撞，驾驶员采取倒车、右满舵等紧急避让措施，致使船舶打横，绑扎货物的绳索绷断，引起装载于舱面的54.7吨棉浆粕掉入江中漂失。 漂失的棉浆粕价值人民币350080元。 事故发生后，货主向保险公司报案并递交了出险通知书。 并将54.7吨上述货物损失按保险金额每吨6400元计350080元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人从货物起装地上海港务储运站的记录得知这54.7吨货物装载在舱面上，证实被保险人未履行告知义务。 从事故发生的过程来看，涉案船舶的驾驶员为避免碰撞，防止发生的事故，反采取的驾船紧急措施属于非施救行为。 气象资料也证明，事故发生时当地的气象情况良好，所以货损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于是拒绝赔偿。 被保险人则认为，在运输过程中，因装载货物的船舶避免碰撞引起更大的事故，不得已采取紧急避险的施救措施，致使船舶发生倾侧，装载在船面的棉浆粕掉入江中漂失，并且并不知道承运人将货物装在舱面，不存在告知义务，完全符合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施救行为，所以保险公司理应赔偿损失。 本案保险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呢？试指出本案所包含的保险学原理，并作分析
（简答题）
某集团公司（下称原告）以每吨2015元人民币的价格购进2479.895吨豆粕，需从大连港经水路运往广州黄埔港。 1992年8月27日，原告将货物运进大连港。 因某保险公司下属支公司（下称被告）与大连港有长期代办保险业务合同关系，大连港收到原告货物后，即于28日在《水路货物承运登记单》上加盖了被告的保险印章，并通知原告缴纳保险费。 原告按每吨1500元人民币的保险费对2479.895吨豆粕（共计39606件）向被告投保了综合险，保险总之额3719850元，并支付了保险费人民币13019元，保险合同条款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国内水路、铁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摘要）规定。 该批货物于1992年8月28日开始装船。 8月30日凌晨天降大雨，因承运船第八舱液压管爆裂，致使舱盖不能关闭，造成原告已装船货物被雨淋湿。 原告要求承运人卸下381件，并告知被告货被雨淋，要求被告上船对剩余货物是否需要卸下船进行检验确认。 被告经查验，没有提出卸货意见。 当日，承运人按《运规》规定向原告出具了“8仓货物被雨淋湿，已卸下381件，余货水湿不详”的货运记录。1992年8月31日，该批货物装船完毕后即运往广州黄埔港。 9月3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了《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单》。 船抵广州黄埔港，因泊位紧张，一直在锚地等泊，同年9月30日才靠泊卸货。 根据黄埔港理货公司理货证明和黄埔港货运记录记载，所卸下货物有6932件水湿现象，其中有370吨豆粕发生霉变。 原告即通知被告赴广州黄埔港查验货损情况。 被告派员赴黄埔港查验后，要求原告尽书采取各种补救措施，迅速处理受损货物，避免扩大损失。原告即将受损严重的370吨豆粕以每吨600元人民币的价格卖出。 按投保额扣除残值后，原告损失33万元人民币。事后，原告按保险合同约定向被告索赔，被告以货损事故系承运人责任造成的为理由拒赔。 1993年6月8日，原告向大连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诉称：自原告货物进大连港投保货物运输时，保险合同即告成立。 原、被告间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损失的后果是客观真实的，发生了保险范围内的货损事故，被告理应负赔偿责任。 要求被告赔偿130万元人民币的经济损失。 被告辩称：货损是由承运人的责任造成的，按有关规定，在限额内应由承运人按照实际损失赔偿，超过限额部分由保险公司在保险金额范围内给予补偿。 根据本案实际情况，被告向原告出具的《保险单》是在1992年9月3日，货损发生在出单之前，发生货损时，保险合同还没成立。 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按保险合同赔偿损失的理由是不成立的。 运用相关理论知识评析此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