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张之洞对《刑事民事诉讼草案》的意见。

张之洞主要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反对意见：首先，新法与“中法本原似有乖违”。张之洞眼中的“中法本原” ，“实与经术相表里，其最著者为亲亲之义，男女之别。”而根据新法，则“父子必异财，兄弟必析产，夫妇必分资；甚至妇人女子，责令到堂作证”。认为该法“袭西俗财产之制，坏中国名教之防，训男女平等  之风，悖圣贤修齐之教，刚伦法 ，隐患实深。”另一方面，关于“家室婚姻”、“子孙嗣续”这类旧律中头等大事，新法却语焉不详。假如该法“勉强骤行”，必定“人情惶惑，且非圣朝明刑弼教之本意”。
其次，新法“难挽法权”，而只会“转滋狱讼”。在沈家本的奏折中，靠制订通行中外的法律来收回治外法权，是其论证的重心。但张之洞认为，“纵使所定诉讼法条理完密，体例精详”，列强仍会“指瑕索瘢，借端责难”。因为列强在与中国订立的商约中写得很清楚，只有“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审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完善”，才会放弃治外法权，而这“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完善”10 字“仁括甚广”，“其外貌则似指警察完备，盗风敛，税捐平允，民教相安等事，其实则专视国家兵力之强弱，战守之成效以为从违。”因此，通过法制改革来收回治外法权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最后，诉讼法不应先于实体法制定。在张之洞看来，“西洋各国，皆先有刑法、民法，然后有刑事、民事诉讼法”，而中国先制订诉讼法，不仅“大碍民情风俗”，也“于法律原理枘凿不合”。因此他主张从草案中选出与民情风俗相宜的条文先行修订试办章程，而将《刑事民事诉讼法》暂且搁置，等各实体法修订完成后再作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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